“在各地政府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之下，近年来，盗版活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值得警惕。”7月17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各级‘扫黄打非’部门必须根据新形势、新特点，调整对策，更加有效地打击侵权盗版犯罪活动。”

盗版出现团伙化专业化趋势

今年全国“扫黄打非”取得重要成果。1至6月份，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6739.2万件，其中盗版出版物6033万件，在这些盗版出版物中，盗版图书754.3万件，盗版音像制品4706.6万件，盗版教材教辅读物265.5万件，盗版软件及电子出版物306.6万件。

“成绩固然喜人，但更重要的是从成绩中发现问题。盗版数量如此巨大，说明当前出版物市场盗版以及其他非法出版、销售活动仍比较活跃。”柳斌杰说。

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势是，盗版、非法出版物的印制、储运、批发、销售活动正向团伙化发展，而且手段比较专业。“正因为如此，盗版分子能够打着出版社的旗号在各图书展销会推销、征订盗版出版物，甚至有的盗版图书音像制品能够被堂而皇之地摆上正规国营书店的货架。”随着盗版分子日趋专业化，从纸张、印刷、包装，乃至发货用的封条、包装袋，都能做得和正版产品毫无二致，有的盗版图书就连出版社的专业人员也很难一下子辨明真伪。“有一次，为了搞清楚是不是盗版的，出版社的人不得不把正版和盗版的两本书全拆开，从用胶工艺上分辨盗版和正版的区别，”这给依法打击犯罪带来了很大难度，也给群众和业者识别盗版造成很大困扰。

“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盗版分子一改过去的个体行为的小打小闹，发展出团伙化尤其是家族式团伙化的趋势，盗版的数量规模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有所增大。”以今年湖南长沙破获的“1•28”贮存盗版图书案为例，该案案值很大，其投资来自一个家族的亲属圈。有关部门在被捣毁的4个仓库中，共查获涉嫌盗版图书268种，约627000册(套)，码洋约2032万元，涉及人民卫生出版社、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国财经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等国内21家出版单位。此案是我国开展“扫黄打非”斗争20多年来破获的案值较大的案件。“由于是一个家族，所以盗版犯罪分子的口风都比较紧，办案人员很难获取有效信息，而且还要提防有人通风报信。”

柳斌杰说，在高压态势下，不法分子的犯罪手法不断翻新：一是改变了“一条龙”的传统做法，改为通过中间人“单线联系”。二是“老板”大多从第一线转向幕后操控，“游离”于案件之外。三是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手段，反侦查意识不断提高，作案的高智能性和隐蔽性越来越强，给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带来很大难度。四是企图利用人情网、地方利益等各种关系，干扰办案。对于这些新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性，及时采取应对之策。

查办大案要案是重要斗争手段

“今年以来，我们加大了大案要案的查处力度，仅1至6月查办的大案要案就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量，”柳斌杰说，“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实践证明，查办大案要案是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斗争的重要手段。”

湖南的一位负责同志说，“查办一起大案要案，往往就能确保一个地方两三年内不出大事，这是个规律。”长沙“1•28”贮存盗版图书案查获仅3天，全国“扫黄打非”办的同志到长沙最大的定王台图书市场暗访，发现几家批发教材的摊点空空的，老板说，“最近公安部和全国‘扫黄打非’办打掉了上家，我们没货可进了。”大案要案的破获不仅打掉了盗版的重要生产源头，而且重创了其经济实力，使其短期内难以东山再起，极大地震慑了盗版分子的嚣张气焰。